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随着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的建立，以及多边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中亚的战略伙伴关系也进入里程碑式的新阶段。中亚各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和历史遗留问题，对它们当下的发展战略抉择起到了怎样的决定性作用？中亚各国近期求变的种种举动，和“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何种互动关系？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施越基于对中亚史的研究和今年在中亚的调研情况，指出中亚内陆性困境以及中国对解决这一困境所发挥的支持作用。 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组织的“新兴国家在地访谈”系列访谈，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SSRA：今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引起世界瞩目。9月以来美国、德国分别与中亚五国召开峰会。11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中亚进行了访问。可见，随着今年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中亚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地位再次受到重视。从历史上看，中亚的地缘政治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对中亚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施越：要讨论中亚的地缘政治特征，首先要界定中亚所指涉的地理空间范围。中亚不是一个内部单一均质的地理板块。如果特指今天中亚五国所在的地理空间，还需要细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部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所在地区，地形以相对平坦的草原和荒漠为主；南部有三类地形，分别是山地、绿洲和荒漠。 中亚北部和南部的生产方式和交通格局有很大差异，相应地也在亚欧大陆的历史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向东接蒙古高原，西连里海和黑海北岸，游牧和渔猎生产方式占主导。中亚南部的绿洲地区则农耕为主，农牧兼营，且与周边山区和荒漠地区的游牧民长期交融。各族的长期互动孕育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历史文化名城。中亚南部东连塔里木盆地，南接印度河流域，西通伊朗高原，自古是西亚、南亚和东亚之间商旅穿梭的孔道。 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是西亚、南亚和东亚地区之间的文明过渡带，往往扮演上述地区大型政权的“边疆”角色，具备“居间性”和“能动性”（注：参考强世功教授关于“边疆”与“文明”关系的论述：《“跨文明”与“新边疆”——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居间性，指的是边疆往往同时受若干区域型文明的影响，成为各文明沟通的走廊。能动性，指的是边疆地区的人群以其相对朴素的组织形态挑战趋于僵化和腐朽的文明中心，成为文明革新的动力。 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在政治上与东亚地区有着密切互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乌孙和康居等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游牧政权逐渐参与到汉朝与匈奴的长期博弈中。同时，来自中亚北部草原的游牧政权也向南或向西扩张，在与农耕地区的民众长期交流之中塑造并传播新的文化。例如，南迁至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建立贵霜政权。而在贵霜治下，源自南亚的佛教繁荣兴盛并进一步东传。 而中亚南部的绿洲地区在东亚或西亚兴起跨地域政权时往往成为其附庸，并接受其文化辐射。受地理条件影响，南部绿洲与伊朗高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交通相对较为便利，气候条件也较为相似，其农耕人群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也非常接近。因此，该地区先后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政权、塞琉古、帕提亚、萨珊以及阿拉伯王朝的边疆省份。 在文化层面，8世纪之前中亚南部地区流行来自西亚和南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中古时期教在陆路上向中亚传播的路径经过伊朗高原。因此，今天中亚的文化实际上深受波斯传统影响。中亚各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纳吾鲁孜节（按波斯语发音译为“诺鲁孜”，意为“新的一天”）也来自伊朗高原。中亚五国的国语与波斯语关系密切。换言之，在古代，从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到中亚地区和伊朗高原的在文化上高度混融。因此，中亚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都是亚欧大陆的文明过渡带，该地区的历史也主要由周边各文明所书写。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亚国家和地区边界，是由19世纪沙俄的征服和统治所塑造。19世纪初，为取代带有较强族裔色彩的术语“鞑靼利亚”，欧洲地理学界将欧洲人尚未探明的亚洲内陆腹地笼统地称为“中亚”。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将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西高止山、伊朗高原和高加索山脉称为“高地亚洲”（Haute Asie），而与之相对的是天山南部和西侧的低地，他定义的“中亚”（Asie centrale）则是部分覆盖上述地理单元、由北纬 44.5°向南北各延伸5°的区域。 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之后，得益于相对有利的地缘条件，俄罗斯在探索和定义亚洲腹地的空间和人群方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19世纪60—90年代俄国征服了北起锡尔河、南至阿姆河流域的地理空间，并与英国瓜分帕米尔山以西的亚洲内陆地区。在此时期，汉尼科夫（Nikolai Khanykov）和穆什凯托夫（Ivan Mushketov）等俄罗斯地理学家提出有别于欧洲学者的“中亚”定义，将中亚的地理边界逐渐移动到俄国新征服地区，进而证明俄罗斯作为有别于欧洲和亚洲的“中间世界”特征，昭示其未来在亚洲“传播文明”的使命。因此，至19世纪末，尽管欧洲学界主要从地理学角度将中亚定义为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里海的内流河区域，但在俄国学界，中亚所指称的地理范围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推动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至1936年形成今天哈、乌、吉、塔、土五个加盟共和国的格局。在二战之后苏联的经济区划概念中，今天我们所称的中亚被苏联称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Sredniaia Aziia i Kazakhstan）”。换言之，这里的中亚指代的是南部乌、吉、塔、土四个加盟共和国所在地域。1991年各国独立后，中亚五国逐渐达成一致意见，以“中亚”（俄文：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Tsentralnaia Aziia；英文：Central Asia）作为五国的集体身份和所在地域的标准称谓。在俄语中，“Центральный/Tsentralnyi”带有“中心”之意，对应英语词汇“Central”；而“Средний/Srednii ”则带有“中等”“平庸”之意。显然前者能更好反映独立后中亚国家建构自身主体性的诉求。 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亚欧大陆各地交流的走廊和枢纽。今天的中亚各国是向西看还是向东看？他们倾向于使用“欧亚”（Eurasia）和“欧亚主义”（Eurasianism）概念来进行自我定位。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人，他们不太愿意被称为“亚洲人”。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至今，哈萨克斯坦是欧洲足球总会联盟（“欧足联”）成员，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自1993年至今均为亚洲足球联盟成员。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早在1994年访问莫斯科大学时首次提出“欧亚联盟”的概念。在文化层面，中亚国家即便要谈自身的亚洲属性，也更多的是指向西亚。正是因为中亚各国“向西看”，它们对于东亚文明而言是沟通西亚的重要通道。 尽管中亚在历史文化方面与西亚地区有着长期的联系，今天中亚各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与西亚国家相比却更为世俗化。这主要与中亚地区在20世纪经历“苏联式现代化”有关。例如，即使到今天，中亚的城市民众保留着较强的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市民生活的体面与尊严。社会主义时期所强化的集体主义、互利互助的社会观念在今天仍能感受到。苏联时期，中亚曾经历“去西亚化”和“欧洲化”的历史进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发动妇女解放运动、推广群众扫盲运动和普及国民教育等措施削弱了中亚的宗教势力，培养了本土苏维埃干部，对中亚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试图在中亚打造面向亚非拉各民族的“进步样板”，而塔什干正是展现“苏维埃东方”的橱窗。1958年，首届亚非作家协会会议在塔什干召开，参会者包括美国非裔作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966年塔什干大地震之后，苏联投入巨资重建城市。60年代末，塔什干就已经开始兴建地铁，并于1977年通车。乌兹别克斯坦因此成为最早开通地铁的亚非国家之一。 概言之，在20世纪，中亚地区通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融入现代化进程，建成了相对完整的能源和交通管网，具备了20世纪中期水平的工业基础，且塑造了相对完整的国家权力体制和行政机构，极大强化了各国以主体民族特征为基础的国族认同。在“苏联式现代化”的框架下，中亚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水平也在亚非国家中处于前列。同样是由于中亚的内陆性，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苏联的战略规划。也正因为它所具有的通道角色，苏联把中亚建设为一个战略要地，才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亚国家。 ESSRA：中亚各国独立已有三十多年，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看，它们的现代化国家转型是否成功？在大国博弈的环境中，它们如何顶住外部压力，探索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 施越：要谈中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考虑地区的内陆性特征和各国资源禀赋差异这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是海运时代中亚的内陆性问题。18世纪以降，世界贸易以海运为主，亚欧大陆内部陆路贸易额占的整体份额逐渐降低，中亚地区因此逐渐失去了历史上的通道意义。亚欧大陆庞大的陆地面积使得中亚地区成为全世界各大板块中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区域。即便不考虑中亚南侧和东侧的山地地形，各国首都距离最近海港（例如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至伊朗恰巴哈港）的距离也在1800公里以上。实际上，受基建条件所限，中亚地区的大宗商品主要须经俄罗斯或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内陆性是制约中亚各国发展的关键因素，该地区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融入以海洋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加入工业化时代全球的发展进程。 其次，中亚各国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哈萨克斯坦有丰富的能矿资源和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有条件以大规模私有化的方式吸引外资，相对平稳地渡过独立之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土库曼斯坦同样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2006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签署后，土库曼斯坦实现了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在天然气出口价格谈判上获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也为后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规模有限，目前主要出口品类由黄金、有色金属和原棉或棉纱构成。同时，乌、吉、塔三国还有大量务工人员赴俄从事跨境劳务。根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赴俄务工人数居各国之首，达到145万人，占比41.9%；塔吉克斯坦排名第二，为98.67万人，占比28.4%；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三，为56.26万人，占比16.2%。 中亚的内陆性和各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各国的基本战略方向。总结来说，独立之后，中亚国家对各自发展道路的探索，变化最显著的是国族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在政治层面是迫于压力的转型，经济层面则是半推半就的私有化，以计划经济维护独立自主。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道路。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了部分产业加强计划经济、部分产业定向性地向发达国家开放的策略。直到2017年以前，乌兹别克斯坦还在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国内棉花采购都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指导，重要工业品由国家分配。此种发展道路须置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南部的地区政治环境下考察。 独立之初，中亚南部一度存在思潮。1992-1997年发生的塔吉克斯坦内战正是因国内各派在政教关系和地区间利益分配上的争端而起。1996年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后，中亚地区一度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形势。乌兹别克斯坦继承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南部四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各类基础设施也在此汇聚。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通往阿富汗的关键通道，拥有较好的基建设施，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美国对它的需求。即便在2005年安集延事件之后，为支持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后勤补给，美国仍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换取物资过境乌兹别克斯坦的权限。概言之，乌兹别克斯坦充分利用苏联时期的工业遗产和自身地缘条件，在强化安全管控的同时利用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资源推动国内经济稳步发展。 作为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发展受地缘条件的制约较为严重。这两个国家的边界划分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内外政策密切相关，而较少考虑其作为独立国家所要面对的治理困境。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位于国土北部的楚河谷地，其南部人口集中于费尔干纳盆地东侧，以奥什和贾拉拉巴德为人口中心。南北两部分之间仅有近年修建的山区公路连接，铁路须绕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土。塔吉克斯坦的国土同样主要由山地构成，其首都杜尚别与北部重要城市苦盏之间为崇山峻岭阻隔。因此，其国内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都面临地理环境带来的障碍。两国主要城市的物流主要借助苏联时期的公铁基建网络，经哈萨克斯坦进入俄罗斯或中国。另外，新亚欧大陆桥的主要线路并不经过中亚南部，而是经哈萨克斯坦通向俄罗斯和欧洲。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乌、塔、吉三国作为中亚地理上最核心的地区，实际上却成了亚欧大陆的“盲肠”。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政治中心阿拉套广场，史诗人物玛纳斯的雕像。（图源：作者提供） 最后，作为后苏联空间的一部分，中亚各国的发展必须考虑各主要国际政治力量在该地区的长期博弈。在这一方面，中亚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俄罗斯与西方阵营博弈带来的外溢影响，二是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需要注意的是，中亚地区的内陆性和苏联的基建遗产使得俄罗斯相比美国和欧盟更容易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中亚各国的改革整体上与俄罗斯保持亦步亦趋的节奏。上世纪90年代，因俄罗斯外交政策重点是全面融入西方，对中亚各国持“甩包袱”心态，美俄在中亚地区并无显著竞争关系。1999年北约东扩和第二次车臣战争使俄罗斯更加警惕美国与中亚国家的交往。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最初表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和同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为重要转折点。此后，中亚国家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但同时也谨慎地发展多元平衡外交，在维护自身独立的基础上与包括美俄在内的各主要国际力量发展关系，吸引更多国际资源支持自身发展。 ESSRA：今年9月举行的中亚五国首次交通部长会议签署了《加强中亚地区陆路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多边协议》，对于该地区来说是历史性的变化。依赖陆路运输的中亚五国，过去在互联互通上存在什么问题？这个协定提出的契机是什么，背后有怎样的重大政治意义？ 施越：这一协议是在今年9月14-15日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第五次中亚国家元首峰会期间签署。中亚国家元首峰会机制最初出现于1994年，但因一系列中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外部大国干预，中亚五国元首之间的峰会并未常态化。2018年3月，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召集其他四国元首共聚努尔苏丹。此后，2019年、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相继召开第二至五届峰会。从2018年至今，这一会议机制成为中亚五国内部磋商协调的重要平台，表明中亚五国在内部合作上达成了共识。 从1991年到2016年，中亚的基本格局是各国自求生存。在2016年之前，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份额是非常少的。以2015年数据计，中亚五国对外的贸易额大概占其总贸易额的95%，内部贸易额只占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注：2021年区域内贸易增长至10%）。2016年前后，中亚各国开启了新一轮具有自主意识的改革探索。将2016年视为关键的转折点，是因为这一年乌兹别克斯坦开启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占中亚五国总量的一半，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均接壤。因此，其经济改革对于激活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活力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因病溘然长逝。卡里莫夫总统自1989年开始担任乌兹别克，1990年当选乌兹别克共和国总统，此后领导乌国直至去世。这一事件迫使中亚各国精英思考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适应独立二十余年后的新形势。2016年12月，此前担任总理的沙夫卡特·米罗莫诺维奇·米尔济约耶夫通过选举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大力发展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推动地区间互联互通，以发挥乌兹别克斯坦在人力资本和交通通道方面的优势。 因此，2016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显著缓和与塔吉克斯坦的关系，解决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划界问题。正是在米尔济约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的共同提议下，第一届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得以于2018年召开。乌兹别克斯坦的国策从原来的安全导向转向经济发展导向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发展就有了抓手。哈萨克斯坦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合作伙伴加入，就能促成中亚五国内部的合作。可以说，当前中亚形成改革格局的进程中，乌兹别克斯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016年后中亚各国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锐意改革的领导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继米尔济约耶夫之后，2019年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当选哈萨克斯坦总统，2021年萨德尔·努尔戈若耶维奇·扎帕罗夫当选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三位领导人均对本国的行政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任用了一批80后青年官员，积极革除此前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积弊，推动各领域通过国际化来争取更多发展的资源。可以看到，目前中亚各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 此外，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中亚国家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中国的独立自主、减贫、绿色发展等理念均得到中亚国家的关注。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医疗物资和机电设备方面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和出口显著提升了中亚国家在公共卫生、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中亚五国共建“一带一路”，为中亚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和思想资源。 ESSRA：中亚是新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在中亚诸国思变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联通项目发挥了什么作用？结合您的调研情况，未来推动中国-中亚合作深入发展的重心在哪里？ 施越：中亚国家必须面对的一大发展困境就是前面所述的内陆性。而这一状况仅靠亚欧大陆既有的交通网络难以有效改善。尤其是中亚南部四国受地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局限，很难成为这些贸易线路的重要节点。从东西方向来看，经过中亚地区主要是两条线路，一是“新亚欧大陆桥”，即东起连云港，经兰新线从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入欧洲。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中欧班列”主要使用的正是这一线路。而这条线路的基础是苏联时期建设的铁路网络。因苏联时期的铁路系统使用宽轨标准（1520毫米轨距），而中国和欧盟则使用标准轨（1435毫米轨距），新亚欧大陆桥存在跨界换轨问题。与换轨同样重要的是穿越不同经济区域所需耗费的海关边检时间成本。 另一条线路是目前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积极推动的跨里海走廊。2018年环里海五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阿塞拜疆）签署《里海公约》后，跨里海走廊的建设得到了更多关注。但目前里海沿岸港口的规模较小。历史悠久的阿塞拜疆巴库港2022年货物吞吐量仅约631.4万吨，其2018年改造后的设计吞吐量为1500万吨左右，第二阶段改造完成后预计吞吐能力可提高到2500万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的吞吐能力约2100万吨，哈国当局在其南部新建库雷克港。考虑到里海港口的物流承载力和里海港口装卸的时间成本，跨里海走廊仅可能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补充，以及环里海国家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南部四国从这些传统的贸易线路上获益有限，但是近期提上日程的中吉乌铁路有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参考目前披露的路线方案，中吉乌铁路从中国新疆的吐尔尕特出境，经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地区通达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集延，并由此介入中亚地区的铁路网络。中吉乌铁路经过的费尔干纳盆地正是乌、吉、塔三国边界交错之地，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约1500万人口。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人地矛盾相对尖锐，当局提供就业能力有限，一度面临较为严峻的极端主义思潮威胁。中吉乌铁路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尤其是中资进入，促进中亚南部的工业化。我们需要看到，由于中亚南部四国的工业化水平较低，政府偿债能力较弱，投资环境相对较差，目前中资企业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格局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尤其是当地的能源部门，包括油气相关产业链行业和新能源行业。 为什么说推动中亚南部的工业化尤其重要？中亚今天的产业格局是苏联时期奠定的，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在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下，哈萨克斯坦与中亚南部四国分属于不同的工业区。事实上，在苏联的经济区划中，“中亚（Sredniaia Aziia）经济区”包含的是中亚南部四国，哈萨克斯坦不属于中亚经济区。与铁路网、石油和天然气管网相似，南部四国共享电网。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每到冬天发电量都会遇到瓶颈，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发电量同样存在缺口。目前各国的电网设施还在改造升级，以应对与日俱增的用电需求。 必须看到，乌兹别克斯坦有较大规模的人口和相对集中的市场，又正处于关键的改革阶段，对中亚南部各国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工业发展潜力可观。目前该地区发展工业最核心的瓶颈是物流成本高，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就是中吉乌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将极大促进中亚南部的工业化进程，不仅能帮助中亚国家抵御极端主义思潮，也有利于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ESSRA：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很大一部分要依赖于具体的在地项目和投资所构筑起来的连接关系。您今年夏天在中亚对许多中资企业做了实地调研，根据您的观察，中企在中亚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什么？ 施越：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到中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而且为南部乌、吉、塔三国改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苏联时期乌兹别克共和国曾于1966年至1972年建设3100兆瓦的锡尔河热电站，以天然气为燃料。它至今仍是乌兹别克斯坦乃至中亚乌国最大的火电站，是南部四国电力供应的重要设施。21世纪初，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曾提供融资，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为锡尔河热电站提供维护。但经过50多年的运营，该电站已经出现严重的老化问题，部分设备已多次出现故障。中亚国家电力系统设备老化所导致的区域性、间歇性停电是近年来困扰各国发展的突出问题。其原因包括人口增长带来的用电量上升，以及线路老化、沙尘暴、缺水等问题。 2020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沙特国际电力与水务公司（ACWA Power）签署合作协议，在锡尔河热电站附近建设锡尔河1500兆瓦燃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该项目采用目前世界上燃烧温度最高、单体功率最大、效率最高的燃气轮机和“废水零排放”设计方案，是世界领先高效的绿色节能环保工程，建成后发电量将占乌兹别克斯坦全国总发电量的10%，可满足300万人的用电需求。在第一期1500兆瓦项目完工后，乌国计划建设第二期（1600兆瓦，由哈尔滨电气集团承担工程建设工作），之后将运营50余年的锡尔河热电站逐步退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项目由海湾国家企业中标承建运营，但中国能建是该项目的总承包商，中建五局是工程建设的主要参与方。在业主方的要求下，该项目三个核心部件（燃机、汽轮机、热锅炉）分别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企业采购，但实际上其部件和钢结构仍分包给中资企业制造。中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地理距离上的接近有助于中资企业发挥中国工业体系在装备制造、工程承包和物流运筹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对于此类大型基建工程项目而言，即便项目由欧美或海湾国家企业中标承建，但总包和设备制造往往须中资企业参与，可谓“条条大路通中国”。 新电站工地指挥部和苏联时期老厂三根烟囱同框，呈现浓厚的“接力棒”意味。（图源：作者提供） 观察中资企业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企业经营活动所带动的人文交流。锡尔河联合循环电站项目在土建高峰期有近2000人参与建设，其中有超千人为乌兹别克斯坦国本地员工。此外，还有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工程师。其中，一些此前有来华留学经历的乌国员工受聘为翻译，并在项目实践中逐渐历练成为工程助理。项目投产发电后，发电公司还将吸纳更多当地员工，培养更多本土运维人才。可以想见，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客观上支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行业本土人才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讲，锡尔河燃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苏联解体30多年后，中国的工程建设企业带领着包括中乌两国在内各国的工程师和工人接过了苏联传递的“接力棒”，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继续推动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大型国企牵头或参与的重要基建项目是中亚国家在新时期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石。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逐渐改变中亚国家社会经济面貌的中小企业。我们调研发现，受限于内陆国的物流成本瓶颈，中亚的投资环境虽然不利于大资本企业的大规模投入和资本化运作，但一些中小型企业仍能够发现商机，充分开发本地尚未被商业化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利用各自的专长加入到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例如，苏联工业体系的短板之一是轻工业。而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建材和居家用品生产等行业长期裹足不前。近年来，一批中资企业进入乌、吉、塔三国投资水泥、玻璃、瓷砖和小五金等领域，就地取材，利用当地尚未被充分商业化的原料，配合从国内引进的生产线，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帮助对象国延展了本地产业链。 上述生产型企业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当地人不仅能在本地买到更廉价、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还能在本地从事薪资待遇更高的工作。在使用大规模本地劳力的同时，这些企业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当地的人力资源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整体上全球范围内海洋贸易节点的兴盛和内陆地区的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内陆的优质劳动力不断被“虹吸”到沿海。这就使内陆的国家和地区长期存在发展瓶颈。中亚地区地理上远离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因此更加难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规模有限的外资主要瞄准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行业。 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为包括中亚在内的内陆地区提供了发展的重要助力和道路借鉴。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基建水平的极速改善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为中亚国家成体系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持。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建、能源和产能合作以外，中资企业不仅简单地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还通过专业培训，提升了当地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市场竞争力。即使最后选择到俄罗斯或欧洲务工，这些劳工也能利用所学技能获得更好的谋生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中小企业也在推动本地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尤其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农村和山区，很多民众还保留着传统农民或牧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 在人炸的时代，上述现象与经济贫困、性别不平等、宗教极端化等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在一些企业调研案例中，我们观察到，中企通过在当地身体力行，传递着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生活理念：将更多人口组织入工业化的社会体系中，为更大规模的人口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亦即“更好的生活”。而所谓“更好的生活”，往往包含一些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非常朴素的生活观念：保证健康营养的一日三餐、保持生产生活环境卫生、工作场所遵守生产纪律和安全规章、女性应该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等等。 例如，在我们调研的一家矿产采掘企业，担任企业后勤保障部长的就是一名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族女士。她原先在矿区附近村庄的卫生所担任护士，后来担任过村幼儿园的园长。企业进驻之后，管理层看重她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因此请她担任协调员。因工作出色，她被提拔为吉方食堂管理员，负责300余名员工的日常伙食。在她的管理之下，食堂不仅节约了开支，伙食水平较之前还有显著提升。此后，她历任矿区办公室副主任和企业后勤保障部长。目前，包括中方员工在内整个企业数百名员工的餐饮、住宿、医疗、卫生等事务均由她掌管。在长期的工作中，这位女士掌握了流利的汉语口语，但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汉字书写。她的故事正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典范。 因此，“一带一路”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大型企业、国企的基建、能源、产能投资，还有贴近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中小型企业所作的贡献——大量这样的中小企业从中国走出去，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当地人的福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长期互动交流，让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走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价值观里有很多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理念，逐渐改变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解。这才是真正的“民心相通”。对于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也体现在这里：为中亚内陆国克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病提供镜鉴和助力。 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