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中国抗战14年角度来讲，沈阳抗战历史具有国内其他城市都没有的饱和度与完整性。 从1931年9月18日抗战起始到1945年9月6日沈阳光复，再到1956年审判最后一批日本战犯，沈阳抗战历史便是这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缩影版。尤其是对于中国抗战前六年，以沈阳为代表的东北抗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单元”。无数英雄来到这里，留下浴血奋战的身影；也有无数英雄离开这里，成为影响历史的关键力量。由于满洲省委早期驻地是沈阳，党团方面的重要领导，核心的活动地点也在沈阳。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后来的东北抗联英烈在沈阳留下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第一行战斗的脚印。奉天第一监狱曾关押过任国桢、陈为人、吴丽石、、孟坚、杨靖宇、赵尚志、林仲丹等著名中国人。 1931年9月18日夜，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在突围战中打响了军人抗战第一枪；9月19日凌晨，以黄显声为代表的沈阳爱国警察又打响中国地方治安力量抗战第一枪；9月19日，满洲省委发表《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发出中国抗战的第一篇宣言；9月27日，高鹏振在沈阳新民县白旗堡沙岭岗子树立起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镇北军”（同年10月10日改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的大旗。1932年4月，由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等9位沈阳人组成“爱国小组”（后被称为沈阳“九君子”），向国联调查团实名递交《TRUTH》（中文名《真相》）日军侵华证据汇编，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首次定性。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流亡抗战最早的行动者，东北流亡学生、流亡群体和流亡作家唱着“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为中国抗战作了先锋性实践，唤醒民心、共赴国难，犹如一股铁流，在全国播撒了抗日火种，激发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热情，铸就了一座移动的“山海关”…… 每一个“第一符号”都代表了一个沈阳抗战英雄群体，它们相融相生、相辅相成，构成了沈阳的中国抗战“第一群像符号”，也奠定了沈阳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在中国抗战前六年，以沈阳为中心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此期间，沈阳人民充分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面对侵华日军早有预谋的袭击和当局“不抵抗”的命令，部分爱国官兵在突围战中打死打伤日军25人。而在沈阳城内，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爱国将领黄显声坐镇于沈阳东关（大东门外）大什字街北的公安局院内，在几个小时后，向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等处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通令就地“誓死抵抗”，打响主动抗日第一枪。 在今天的三经街、南市场、北市场等地，我们已经找不到当年警察抗日留下的弹孔和痕迹，但历史在这里留有回声。 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得知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飞回沈阳，并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当晚，黄显声严令各警务分局和公安队整装待命。战事爆发后，黄显声率沈阳县公安局、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等2000多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9日，日军占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20日夜，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队防线被日军坦克攻开。由于装备相差悬殊，又敌众我寡，在死伤较多的情况下，黄显声被迫于9月21日夜间下令，以各个分局为独立单位，尽数携带武器弹药，有序地撤出阵地，经新民向锦州开去，准备在锦州地区重新集结部队。其部属张凤岐率200余人坚持到最后，才奉命撤出沈阳城。据《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记载：工业区六分局的30多名警察，奋力抵抗日军进攻3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弹药打光，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全部牺牲。30多人，3个多小时，足以让我们在今天想象那时巷战的激烈和惨烈。 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便以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将存放在沈阳的20万支枪、100余万发子弹发给全省58个县公安队。正是这批，武装了后来迅速兴起的包括义勇军在内的民众抗日队伍。沈阳沦陷后，东北军政中枢西迁锦州。9月末，黄显声主持召开了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票、黑山、台安、盘山等县公安局长会议，抽调各县干警补充公安队伍，又重编所属部队为公安骑兵3个总队，通令全省各县与驻锦州的省政府警务处联系。10月初，日本关东军委任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盘山沙岭镇。为了粉碎凌印清和关东军的阴谋，黄显声令熊飞做工作，争取了当时任敌伪军第一师师长的项青山等人。在熊飞支持下，项青山等一举擒获了汉奸凌印清及其日本顾问。随后，黄显声以警务处名义分别委任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军司令，成为较早的抗日义勇军。 当时，锦州军政两署实际上由黄显声主持。在这期间，黄显声积极与各地爱国人士取得联络，大力发展民众武装，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一时间，各方爱国志士请缨抗敌者纷至沓来，黄显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予以任用。仅到1931年11月末，辽西、辽南等地由黄显声任用的义勇军就达20路之多。与此同时，黄显声还部署各地成立武装民团，又对一些绿林帮伙晓以大义，将他们编成各种形式的义勇军。 黄显声对在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十分支持，并出任救国会常委。救国会根据黄显声的建议，先后派大批人员到辽、吉、黑等地组织义勇军，使1931年11月以后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东北各地义勇军后经救国会统一改编为50多路人马及若干支队。 当时，日伪报纸报道义勇军多提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黄显声之名，日本关东军将其视为“日军之劲敌”，爱国志士更以“血肉长城第一人”誉之。 1936年8月，北方局党组织根据黄显声多次请求，批准他加入中国，为特别党员。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参与营救张学良和从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工作。他会同张学思和东北籍的一些要人疏通关系，甚至向蒋介石提出愿以他和张学思两个人的自由换取张学良自由的请求。因为其言行经常与蒋介石“安内”政策相悖，当局对黄显声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2月2日，正准备去延安的黄显声因特务告密，在武汉遭到秘密拘捕，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被囚禁8年。抗战期间，党组织曾多次组织营救未果。1946年7月，黄显声被转押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狱中，黄显声团结难友，每天教难友和“小萝卜头”文化，并巧妙与军统特务进行斗争。这一情节被写入著名长篇小说《红岩》。1949年11月27日，特务在败逃前将黄显声杀害。黄显声也被称为“红岩烈士”。 线日《沈阳日报》刊登的《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告（沈房产字第二○号）》中找到的。这是为政府代管房地产限期办理发还手续的公告，其中有“黄显声南市区芳波胡同”的字样。芳波胡同在哪？经查阅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又找到黄显声住宅建设平面图，上面标明的位置是九纬路以北、三经路（今北三经街）以西，为1920年代沈阳商埠地99号地块。经多方考证，我们在和平区八纬路连珍巷(原三经街三段6号）找到了建筑面积528平方米的黄显声旧居，一栋白色的小楼。其东侧是三经路（现北三经街），南侧为九纬路，其西侧是刘多荃住宅。刘多荃为张学良卫队长，是西安事变“捉蒋行动”的总指挥。黄显声旧居的大门冲西开，刘多荃住房大门冲东开，两家是对门。这与档案资料中的记载和建筑平面图完全相符。刘多荃，字芳波，人们便将这两家门前两丈宽的小巷称为“芳波胡同”，也就是现在的连珍巷。 这里，如今是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坐北朝南的一排硬山式青砖瓦房。来到这里，就会立即被红色的历史包围了，从早期沈阳党组织建立到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抗日、再到后来抗日联军……特别是1931年9月19日，满洲省委机关发出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这就是《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9·19宣言”）。 满洲省委时任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赵毅敏（当时名为刘焜）、秘书长詹大权和军委书记廖如愿，来到当时省委机关临时所在地——沈阳小西边门附近詹大权家里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赵毅敏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当夜，他正在沈阳南三经路81号居所，“突然听到枪声四起”，在多数沈阳人以为日本人又在搞军事演习的时候，第一时间便意识到“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 会议分析了局势，讨论研究对事变的应对措施，确定了斗争的主要任务、方针、政策。满洲省委责成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起草了一份宣言，经赵毅敏修改，提交常委讨论定稿，然后立即刻蜡纸、印刷。19日下午，在日本兵到处搜捕、杀害抗日人士的危险情况下，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宣言送到商场、工厂和老百姓家的院子里，塞到学校学生的书桌里……人们争先传阅，或窃窃私语，或奔走相告。 那个时候，老百姓正处在不知所措的恐慌时刻，中国鲜明的抗日立场，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这份宣言的发表，打破了以往党的重要文件发表的程序。若按惯例，就重要事件发表宣言，一般是由中央发表在先、省委发表在后；或先给中央打报告征得同意，省委才能发表。但这样的话，宣言很可能就会错过发表的最佳时机。实际上，这份宣言的发表虽属特例但也非意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央特科和满洲特科对日军调动军队、装备及由此作出日军可能实施侵略的预判，已形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也是满洲省委行动如此迅速的原因。“9·19宣言”与日本关东军“安民告示”同一天出现在街头。 宣言以17个口号结束。其中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反对——屠杀、逮捕、监禁！”等。 很快，沈阳、抚顺、锦州、大连等各城市街头也出现了“同胞们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及“发动游击战争”等标语和传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大国干涉，而满洲省委率先发声，旗帜鲜明地树起了抗日大旗。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武装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啊！” “本来已经贫困不堪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目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而且仍在有加无减的继续着！”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红军两年来和帝国主义、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万古不灭的证据。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的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 看完宣言，我们想到了臧克家为《救亡日报》战时号外《光明》写的一首诗的名字—— 中国人站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沿，洞若观火、早有判断，为东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自1927年10月至1936年6月，满洲省委是中国在东北地区第一个统一领导机构，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站到了抗日的最前沿，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 |